新世纪的韩国电影,结合民族的自身文化,实现民族的自我书写
新世纪的韩国电影乘风起浪,在政策、市场的扶持下,结合民族自身文化,在类型电影的多元化发展中实现民族的自我书写。
其中以韩国犯罪片最为典型,就研究现状而言,学界普遍意识到韩国电影崛起的现实意义及可借鉴之处,并以产业、工业、政策、市场等宏观方向为切入点,试图分析、总结新世纪后韩国电影如何在短时间内实现整体转型,理论成果颇丰,论著应接不暇。
但鲜有对韩国特色类型的系统性、学理性学术研究成果。以至于韩国犯罪片,作为韩国电影镇守一方的王牌类型往往处于低谷、松散的状态。
不少论者甚至不敢以“犯罪片”为名目,而以犯罪电影的概念加以评述,试问,犯罪电影是以类型为标准,还是题材为划分依据。
可以说,造成这个混乱局面的根本性原因,在于学者们对“犯罪片”这一类型研究的不彻底。
一方认为它是一种涵盖各种犯罪题材的类型电影,以邵牧君先生为代表,另一方则认为现代意义上的“犯罪片”,是一种具有独特品格的类型,与侦探片、黑帮片、警匪片不同,以陈宇教授为代表。
两种观点各执己见,却又互不涉及,言人人殊。因此,对“犯罪片”类型研究的疏漏,是导致新世纪韩国犯罪片研究在整体上松散、低估的重要原因。
从2017年韩国电影市场来看,韩国电影持续疲软,若不是每年都有一部或两部爆款电影的存在,韩国电影则会迅速被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中。
与此同时,韩国社会也处于转型期,《板门店宣言》寓意着韩朝两国关系的缓和,给韩国电影带来新的契机,韩国电影人若能把握时代脉搏,与朝鲜携手共书民族电影,或许又是一次新的阶段。
因此,站在全新的时间节点上,应当对新世纪以来韩国犯罪片的类型经验与类型范式进行一番归纳、总结。通过本文的归纳,韩国犯罪片的类型经验,主要体现于三个层面。
“幽暗意识”中的人性警惕与权力警惕;民族性格“恨”所构成的经验系统;由时代焦虑所衍生的经验系统。
人性警惕与权力警惕实质涉及的是韩国犯罪片的现实关怀倾向,基于人性警惕而挖掘人性深渊,探究人性本质,基于权力警惕而控诉上流社会的权力腐败,关照底层群体的现实生活。
民族性格"恨"所构成的经验系统,以韩国民族性格“恨”中的绝望为主干,包含复仇主题——绝望后“克服的意志”,如朴赞郁的“复仇三部曲”,绝望后的自恨、自叹。
时代焦虑是指韩国基于周围列强,而形成的一种焦虑心态,在韩国犯罪片中具体表现为"寻找”叙事,如寻找亲人、朋友,或谜案系列中对罪犯的追寻。
从韩国犯罪片的整体经验系统来看,无论是“幽暗意识”、民族性格“恨”,还是时代焦虑,都是对韩国民族的现实关照,植根于民族性,聚焦于现实社会。
可以说,民族性与现实性构成了新世纪韩国犯罪片类型经验的两翼,进而,基于此而实现别国(地区)类型范式的韩国化。
在类型范式的借鉴与改造上,对韩国犯罪片影响最为深远的莫过于好莱坞电影,对韩国电影而言,好莱坞电影永远是一个大写的"他",不仅在于两国同样有着强烈的文化自信,以及实现文化自信的产业基础,更在于韩国与美国在经济、军事、政治上交往的密切关系。
韩国犯罪片的影像风格,带有明显的黑色电影印记,但黑色电影中的"蛇蝎美女"与韩国犯罪片中的女调查者,对女性角色刻画呈现完全不同的倾向,这无疑是对黑色电影类型范式的一次韩国化改造,而反叛英雄亦是对好莱坞犯罪电影中"白马英雄"的改造。
同作为"亚洲四小龙"的中国香港与韩国,在文化、经济的发展上具有更多的相似性。
事实上,从80年代韩国开放本土电影市场开始,中国香港电影就已经打入韩国,90年代几乎每家每户都认得刘德华、张国荣、周润发等港星,中国香港电影对新世纪韩国犯罪片的影响程度,由此可见一斑。
但从历史中看,1997年之前,香港因此保持着"港人自治"以及强调"人治"的社会形态,而韩国在朝鲜战争后,就已经实现民族独立,并且迅速的转型为法制社会。
一个强调“人治”,另一个重视“法制”,其中的差异性促成韩国犯罪片对中国香港黑帮片、警匪片类型范式的改造。
同在东亚文化圈内的韩国犯罪片与日本类型电影,是本文对比研究的最后一个章节,对比对象也仅限于日本黑帮片、警匪片、推理片,从北野武的暴力美学到理性快感。
可以说,韩国犯罪片在世界电影范围内,始终在寻找可以借鉴与改造的“猎物”,并将其转化为韩国民族自我表达的一部分。
韩国犯罪片对其他近似类型的借鉴并非是一味的“拿来主义”,而是基于民族性与现实性的选择。这是否给中国当下的电影创作一些启发?
如《我不是药神》,是对韩印两国现实主义情节剧的一种本土化融合,它精准地命中了华夏民族对于活着的执着,以及当下中国社会医疗改革所衍生的一系列问题,同时又隐含着“中国”与“印度”两个国家的关系。
在这个意义上,《我不是药神》或许是一部“亚洲电影”,“亚洲”作为一个整体显现于此。从这一层面上看,《我不是药神》比《心迷宫》、《暴烈无声》、《烈日灼心》等国产犯罪片格局更为宽广。
韩国犯罪片对国产犯罪片的意义绝不仅仅局限于模仿借鉴,在韩国犯罪片频繁涉及与中国、朝鲜的关系,以及中国、韩国、印度已经初具现实主义情节剧“共同体”的现状下。
中国大陆的犯罪片与中国香港、台湾,乃至与东南亚地区的犯罪片,有没有可能形成一种现实关怀倾向的犯罪片的“共同体”,以中国大陆、香港、台湾为“中转站”,依托韩国的制作技术与理念,东南亚提供异域化的审美情调。
当然,这只是一种设想,一国(地区)类型之所以成功,必然有可取之处,但绝不仅仅局限于此,尤其当中国以大国姿态放眼世界,中国电影是不是也应当放下冷战时期冷眼相向的态度,以谋求更为广阔的前景,这值得我们的讨论与交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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